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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 揭秘武漢肺炎起點——華南海鮮市場幕後背景

揭秘武漢肺炎起點——華南海鮮市場幕後背景

來源: 中國經營報/日期: 2020-01-26
目前確診2000多人,引發全國高度關注,導致武漢封城的新型冠狀病毒,被專家指來自于武漢市華南海鮮批發市場(以下簡稱“華南海鮮市場”)。該市場內的野生動物,則可能是最初病毒的攜帶、傳播者。

  21天前,1月2日,媒體曾報道華南海鮮市場疑似存在野生動物。當地市場監管局在2019年9月25日發文中,曾透露有8家持有野生動物經營許可審批文件。

  “實際上他有非法經營的野生動物,我們從非法經營野生動物的攤位,通過環境樣本的檢測,找到了病毒的基因組。”近日,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高福,在電視上告訴公衆。

  華南海鮮市場,實際隸屬于武漢華南置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南集團”),其法定代表人爲余甜,股東余其澤,系余甜的弟弟。余甜據傳與官員之子結婚。其父親余祝生被當地社會人士尊稱爲“大哥”。余祝生異常低調。人們更多知曉的,則是其前妻趙紅,趙紅曾在1999年至2006年之間管理過華南海鮮市場。


“余祝生長期前往澳門賭博,去年10月26日,和趙紅到民政局辦理了離婚。他們分居十幾年了,趙紅早就沒有管理企業了。”1月26日,余祝生、趙紅的親屬告訴記者,余祝生在很多人看來,是一位“大哥”,但趙紅曾斥其“德不配位,必有災殃”。

  疫情發生後,該市場在關閉後,還曾組織租戶到現場退租,此舉被網友批評爲故意擴大疫情。1月1日,記者曾前往華南集團采訪,但遇到當地宣傳部人員阻攔。隨後,當地一份新聞通稿,下發前也被要求撤銷。

  據中國疾控中心消息,最新檢測結果證實,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存在大量新型冠狀病毒。

  “大哥”余祝生

  “2019年10月26日,余祝生和趙紅去民政局辦的離婚證,但實際情況是,他們分居十幾年了,趙紅也沒有管企業十幾年了。他倆沒有共同的孩子。”一位親屬透露,目前網絡傳播極廣的趙紅,確實是湖北省攝影家協會副主席,但她沒有參與企業管理已經十多年。

  該親屬曾多次與趙紅長談往事,也與余祝生相識25年,因此對華南海鮮市場背後的余祝生家族極爲熟悉。親屬告訴記者,趙紅早年曾學過企業管理,也因此,在1994年兩人結婚後,從1999年到2006年之間,趙紅曾管理過華南海鮮市場。

  余祝生系1962年生人,出生在武漢一個城中村,是家中第八個孩子,上面有4個哥哥、3個姐姐,文化程度很低,小學未畢業,早年在建築行業打拼。現在,社會上的人會叫余祝生一聲“大哥”。其與趙紅結婚前,與前妻育有余甜、余其澤姐弟倆。

  該親屬認爲,當時趙紅管理期間,華南海鮮市場還是很不錯的。“非典、禽流感時期,每天消毒,一起(傳染)都沒有發生,這個你可以找工商部門核實。但是大概是2006年前後,余祝生住到香格裏拉不回家了。當時我們親屬勸趙紅去接回來,趙紅好像也沒去接。”


網傳趙紅早年照片。 圖片來自網絡

  該親屬稱,在那之前,余祝生便經常前往澳門賭博,一年去幾次,但後來變成了一個月去一次。趙紅當時即對這種行爲頗多怨言。但真正矛盾爆發,則是一次收購行爲。

  當時,武漢市一家大型棉紡廠出現危機,廣東投資商要撤出,沒人接盤。“市領導給趙紅說,說你老公余祝生以前想過要這家企業,你們現在接一下,幫一下武漢,趙紅就拿了幾千萬元去接,結果余祝生後來知道就很生氣。”這位親屬回憶稱,余祝生當時認爲趙紅太過高調,甚至懷疑趙紅是不是和協會裏的什麽人聯合起來,對企業進行奪權。


網傳在一本趙紅攝影集上,趙紅曾向丈夫余祝生簽字表示感謝。但親屬透露,彼時二人已經分居,且此後再未恢複關系。圖片來自網絡

  趙紅在接手棉紡廠後,曾一度被員工等逼得想要自殺。趙紅曾告訴自己一位老師,“她說,老師,你再不來看看我,我可能就開車沖到長江裏面去了。她說當時有員工拿著剪刀要捅她,銀行還有一堆負債,她那個時候好艱難的”。

  也是在此後,趙紅的名字從企業消失,不再管理企業。“這次事情出來,也有很多人問趙紅,實際她早就不管企業了,而且分居十幾年,去年離婚的,兩個人又沒有共同的兒女,她和余祝生都沒有聯系了。”受訪親屬稱,但趙紅早前未對家人透露離婚一事,認爲50多歲的人,離婚丟人。

  一個細節是,余祝生住到香格裏拉大概5年後(2011年前後),某天夜裏,忽然帶人回家搬走家中大多數東西。“趙紅第二天回家,還以爲被搶劫了。問保姆,保姆不敢說,查了監控,才知道是余祝生幹的,她當時就說余祝生這個人‘德不配位,必有災殃’。”親屬稱趙紅學佛近20年,多數想的,是與人爲善。

  家族企業龐大

  據湖北省攝影家協會官網,2019年12月18日,“視覺長江——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湖北省攝影作品展”在北京、武漢舉行。根據宣傳畫信息,該展出指導單位有湖北省委宣傳部,主辦單位則有湖北省發改委,協辦單位則是武漢華南置業集團,即趙余家族核心企業。組委會委員中也出現了趙紅的名字。

  受訪親屬稱,實際上此次贊助,是趙紅自掏腰包10萬元支持的。“當時協會沒什麽經費,也管得嚴,趙紅就自己掏了這個錢,給華南集團挂名,也是覺得這樣做,能讓社會對這個企業好感多一些。但實際上,協會讓她找華南集團蓋章,她沒去的。應該也沒有這個蓋章的事情。”

  該親屬認爲,從這件事看,離婚後,趙紅也是希望余祝生、華南集團在社會上有個好名聲的。針對余祝生被網絡上指責曾暴力拆遷、涉黑等問題,以及記者早前采訪了解到的一些情況,如余祝生與前妻所生女兒余甜嫁入官員家庭等,親屬表示,不便回應。

  受訪親屬也拒絕就余祝生做進一步評價,但其承認社會上是有人尊余祝生爲大哥的。

  趙紅,是趙余家族中唯一高調的一位,其他人信息則鮮見于互聯網。趙紅在湖北、武漢攝影界頗具聲名。攝影作品也在業內受到認可。公開信息顯示,趙紅 1965年生于湖北武漢,1998年畢業于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武漢大學官網一篇文章稱,趙紅還在2006年進入該校,攻讀新聞與傳播學院藝術攝影專業。

  據天眼查資料,上述余甜及其家人,實際控制企業多達50多家,除了大量企業在武漢注冊外,在北京、上海、天津、西安也有注冊企業。這些企業涉及房地産、建築、物業、典當、傳媒等多個領域。這些企業在年報中留下的聯系人等信息,也高度一致。

  其中,1994年注冊成立的武漢市華南樁基有限公司,系余氏家族最早企業。多個企業年報中留下的聯系方式等,也高度重合。但趙紅、余祝生,在近年多次工商變更後,漸漸從企業董監高信息中淡出,余甜則開始顯名。

  此外,其直接、間接投資企業數量,則近百個。但一些企業,從公開信息檢索來看,似乎並未在實際經營,留待進一步求證。記者曾逐一聯系所有企業留下的手機號等,但均未獲正面回應。記者也曾分別撥打趙紅、余祝生手機號,並發送短信,但未獲接聽、回複。

  野生動物之謎

  疫病出現前,相關檢查證實,至少有8家商戶經營野生動物。但現在,相關部門否認曾向商戶下發野生動物經營利用許可證。

  上千家商戶中,至少有8家,在經營野生動物。這可以從武漢市場監管局2019年9月25日發布的消息確定:“在華南海鮮批發市場內,市區兩級執法人員對售賣虎斑蛙、蛇、刺猬等動物的近8家商戶進行地毯式排查,逐一檢查其野生動物經營許可審批文件、營業許可證,嚴禁其經營未獲審批的野生動物”。


當天,武漢市場監管局聯合林業、森林公安等部門,開展野生動物市場專項整治行動,在華南海鮮市場,未發現違法經營行爲。彼時,華南海鮮市場負責人表示,將加大對商戶進貨索證索票的檢查力度,一旦發現商家存在違法違規經營行爲,將第一時間向執法部門報告,並清理出市場。

  “西區就有十幾家販售野味的商戶,售賣的野生動物包括野鴨、蛇、野兔等。那些商鋪所處的位置都很偏僻,賣的東西有些我都不認得,每天去買的人也不少。”近日,有來自華南海鮮市場的住院業主及其親屬接受媒體記者采訪時稱,該市場分東西兩區,僅西區就有十幾家商戶經營野生動物。


2020年1月1日,華南海鮮批發市場關閉後,相關工作人員正在采樣檢驗。 本報記者 張家振 攝

  目前專家認爲,新冠肺炎病毒來自野生動物。2013年,在SARS過後十年時,研究表明SARS病毒傳播源頭是中華菊頭蝠。2020年1月23日,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團隊發表文章報道了武漢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指出該病毒與一種蝙蝠中的冠狀病毒的序列一致性高達96%。

  學界認爲,蝙蝠是狂犬病病毒、尼帕病毒、漢塔病毒等衆多動物源病毒的重要宿主,而中華菊頭蝠被東南亞一帶作爲食物,中藥“夜明砂”即由蝙蝠的糞便制成。我國不少飯店提供蝙蝠煲湯等菜品,專家認爲,其宰殺、加工等環節,極易發生病毒傳染。

  另有研究標明,冠狀病毒在蝙蝠和駱駝等動物中極爲常見,但只在極少情況下病毒才會發生變異傳染給人類。世衛組織對2012年出現的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的調查顯示,該病毒可能源自蝙蝠,先傳給駱駝,再由駱駝傳給人類。

  行政許可潛規則


1月1日,記者前往華南集團采訪時,有當地宣傳部人員阻攔。

  此外,記者從大量論文中發現,自SARS發生17年來,始終有專家在呼籲,要求公衆慎重接觸野生動物,因野生動物本身所攜帶的病毒等較多,且不少並不爲學界所掌握。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定,出售、利用非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應當提供狩獵、進出口等合法來源證明。

  依據法規,對于野生動物經營,除了需要獲得相應行政許可外(多在林業主管部門),還需要對獲得的野生動物進行報批、檢疫等(這一環節涉及市場監管、檢疫部門)。1月22日,財聯社采訪武漢市園林和林業局相關負責人時,其稱未向華南海鮮市場頒發野生動物經營利用許可證。

  1月26日,記者聯系到武漢市園林和林業局,其值班人員稱,印象中,在前幾年的簡政放權改革中,涉及野生動物經營許可,已經下放到區,但至于下放前他們是否有對華南海鮮市場商戶進行審批,他們表示需要進一步了解。對于財聯社早前報道,其稱並不准確。

  江漢區行政審批中心值班人員向記者透露,該中心審批多爲材料接收,接收材料後,則分送具體業務單位,對于野生動物經營審批,她並不具體了解。江漢區園林局一位科長則對記者表示,該局從未有過該項審批權限。

  “有一種情況是,經營許可證下發同時,主管部門會開出一張處罰或作廢許可證的通知,但不填寫時間。什麽意思呢?爲的就是一旦出事,(經營業主)你自己填上時間,這個時間要早于出事時間,這樣主管部門就免除責任了。這個情況過去是普遍存在的潛規則。”近日,記者采訪西北某地市林業主管部門退休官員時了解到,野生動物經營除了由林業部門出具許可證外,日常經營活動,則需要市場監管部門、檢疫部門等多部門監管。

  據新華社2015年9月報道,湖北丹江口市林業系統腐敗窩案,源于該局下設管理站副站長張正學。該地一名落網後的普通幹部感歎:“原以爲是冷衙門,沒想到也能貪這麽多錢!”

  據央視報道,2018年,江西省森林公安局公布的一起販賣野生動物案中,涉案動物1.7萬余只,銷售網絡覆蓋全國15個省份。經專案組透露,有不少公職人員參與販賣。有野生動物保護管理部門工作人員,爲不法分子非法開具運輸證明文件,充當保護傘,爲犯罪活動提供便利。

  2015年6月,《湖北日報》曾報道,武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原黨組成員、總經濟師周展洪涉嫌濫用職權罪、受賄罪被逮捕。但此後再未見審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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