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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美貿易摩擦的三點基本認識

中國經濟時報
2019-10-11 00:00
余逸霖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僅相當于美國的三分之二,人均GDP尚不足美國的六分之一。即便是實現了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我國人均GDP與美國仍有較大差距。與此同時,二戰後,美國主導建立的全球治理體系延續至今;在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美國有廣泛的影響力;美國與歐洲、日本及傳統盟友,如“五眼聯盟”等,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礎。總體上看,我國的綜合國力,無論硬實力,還是軟實力,與美國均存在明顯差距,在中美摩擦中處于弱勢、被動、防守的地位。因此,需要在厘清雙方優、劣勢的基礎上,揚長避短,化危爲機,轉危爲安,實現以打促談,以打逼停。

第一,我國經濟開始轉向內需主導的增長格局,逐步由世界工廠轉變爲世界市場,這是我國最大的優勢所在。

隨著城鎮化快速推進、人均收入水平持續提高,消費已成爲驅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2010年,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爲37.3%,2018年上升到76.3%,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裏提高了39個百分點。同期,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54.8%下降到32.4%,貨物和服務淨出口的貢獻率則從7.9%下降爲-8.6%。出口占GDP的比重從2006年的35.4%下降到2018年的18.2%。包括中美貿易摩擦在內的外部需求變化,對我國經濟穩定發展的沖擊顯著縮小。

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已達3億人,未來5年,將會擴大到5億人,這孕育著巨大市場潛力。2018年中美兩國占全球消費市場的份額大體相當,在不久的將來,我國一定會成爲全球最大的單一市場。這不僅是中國本土企業發展壯大的肥沃土壤,也是世界各國企業分享我國發展紅利的絕佳福地,任何世界級企業都不會忽視和放棄這個市場。或者說,跨國公司離開了我國市場的支撐,就很難進入世界500強。憑借這一優勢,我們可以分化、瓦解特朗普在美國國內和美歐日之間可能形成的共同遏制中國崛起的局面。

第二,在美歐日對我國的批評、抱怨中,相當部分內容也正是我們希望在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中逐步加以解決的問題,與改革開放的重點領域高度重合。

在美墨加自貿協定重新簽署後,美國、歐盟、日本就WTO改革密集磋商,關于中國形成了所謂的“三不”,即“中國不再是發展中國家”“中國不是市場經濟”“中國經濟體系與WTO規則不兼容”。其中,知識産權保護和強制性技術轉讓是被反複提及的問題。其實,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新發展理念中,創新發展居于首位。我國要走上創新驅動發展的軌道,實現從跟隨、並跑到領跑的飛躍,就必須切實保護知識産權,才能激發創新活力。

國有企業、産業政策、政府補貼等導致的不公平競爭,也是外資企業抱怨較多的問題。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一直是近年來政府工作的重點。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按照競爭中性原則,在要素獲取、准入許可、經營運行、政府采購和招投標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對待;自然壟斷行業要根據不同行業特點實行網運分開,將競爭性業務全面推向市場。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改革階段性目標之後,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凡是市場能自主調節的就讓市場來調節,凡是企業能幹的就讓企業幹。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面對中美貿易摩擦,我國一如既往地大力推進市場開放。近年來,引入了負面清單加准入前國民待遇的投資管理制度,負面清單長度大幅度壓縮。今年3月出台了《外商投資法》,從法律上明確在華投資企業與本土企業公平競爭。在金融領域,政府已經宣布的一系列開放舉措正在加快落實,還將推出若幹重大開放措施等。

當然,我國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尤其是包括金融領域在內的服務業對外開放,不是簡單地滿足或者迎合美歐日的要求,也不是迫于外部壓力,而是保持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和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客觀需要。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指出,改什麽、怎麽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爲根本尺度,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

第三,中美貿易摩擦暴露出我們在許多領域存在短板和瓶頸,這些問題越早暴露越有利于我們趁早重視、加快追趕,從而實現後來居上。

我國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國家,也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擁有聯合國産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包括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但是,在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的過程中,暴露出我國在許多領域存在短板和瓶頸。比如,中興、華爲事件發生後,我們深刻認識到包括芯片在內的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不能長期受制于人。我國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通過整合相關企業、科研院所和地方研究力量,對關鍵共性技術、核心零部件、基礎軟件進行集中攻關,完全可以應對“卡脖子”的問題。同時,顛覆性技術創新源自于理論研究、基礎研究的重大突破。在理論研究、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中,需要充分發揮政府與企業不同的作用。

從以往美國發起的貿易摩擦走向看,如果戰果不滿意,以金融制裁爲主的金融戰將成爲必然。針對我國而言,美國可能采取以下六種方式:一是截斷與外界的美元彙路,如對委內瑞拉等;二是迫使本幣升值,如對日本;三是列入彙率操縱國;四是不准企業進行美元融資;五是對金融機構實施懲罰;六是針對在美上市的我國公司。這些金融制裁手段,有些可能性大,有些可能性小,但其殺傷力大大強于懲罰性關稅。這也反映出我國在金融領域與美國存在的巨大差距。根本出路還在于,在有效防空金融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同時,不斷深化金融改革、開放與創新,增強抵禦外部沖擊的能力。

差距並不可怕,反而意味著追趕的潛力和空間。這些短板和瓶頸,越早暴露,越有利于我們在差距不大的情況下,趁早重視、加快追趕,盡快補短板、強弱項,從而實現後來居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指出的,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一個“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時候,是一個愈進愈難、愈進愈險而又不進則退、非進不可的時候。

(作者系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宏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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