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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 從反修例到毀祖墳 香港退回野蠻時期

從反修例到毀祖墳 香港退回野蠻時期

來源: 觀察者網/日期: 2019-07-24

       
進入7月的香港社會依然深陷“反修例”運動的暴力漩渦。每個周末“例常化”的“和平遊行+暴力沖擊”的社運新範式已經基本定型,標志著香港“反修例”運動的擴大化及其危害的深刻化。

本來,香港以法治爲核心價值,以最自由的營商環境爲核心競爭力,在“一國兩制”下享有高度自治地位及優越的國際性身份。這一切優勢地位與角色的保有,固然與香港自身的奮鬥精神及制度基礎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香港在國家現代化與國際化整體戰略中的杠杆性作用。

國家爲了現代化,幾乎是盡最大的政治決斷力和政策配置力而建構了“一國兩制”的系統政策框架及其法治秩序。國家從憲法、基本法及具體政策、戰略上的創造性且優先的制度設計與保障,是香港回歸以來持續繁榮穩定的最根本原因。國家也因此成爲“一國兩制”的唯一立法者與最終責任人。

如今,香港以“反修例”運動擴大化的極限施壓與不合作方式,正式挑戰“一國兩制”底線,拒絕繼續承擔香港對國家現代化的助成作用,持續暴力升級以癱瘓香港管治及法治秩序,損害了香港法治這一核心價值。


反對派暴民襲警現場(圖/香港媒體)

警察手指被咬斷(圖/港媒)

對香港法治的價值侵蝕與秩序危機,香港法律界本應痛惜,但似乎除了陳弘毅教授有明確的反暴力、反法治損害行爲的個人立場聲明之外,未見到香港法律界的集體反思與行動。面對“反修例”運動的暴力化,香港法律界許多人尤其是反對派選擇了默許和縱容,甚至梁家傑還公然宣稱“暴力有時是解決問題的一種方案”,這是法律人職業倫理的大倒退。

香港法律界希望從暴力化的社運沖擊中獲得什麽呢?癱瘓管治權的政治泄憤快感?年底區議會及明年立法會的選舉政治利益?給國外幹預勢力交一份完美的政治答卷,配合後者遏制中國的系統戰略行爲?或許,這些具體收益對反對派的具體個人或政黨有直接的利益增進,但其付出的社會代價是高昂的,即青年人從此決定性打破了守法與非暴力的核心價值底線,走上一條非理性的激進社運道路。

被誤用、濫用的理論

對香港法治核心價值的威脅與動搖,並非始于本次修例風波。其實泛民主派的傳統抗爭手法本是合乎法治要求的,是在基本法及本地法例範圍內合法行使政治權利與自由,展開體制內的政治對抗和博弈。這種傳統抗爭模式源自于香港反對派在回歸之際形成的共識性意識形態,即“民主回歸論”。這一抗爭路線可以稱爲是合法的和平路線,泛民主派在此路線下尋求基本法範疇內的“雙普選”,也有力推動了香港民主的循序漸進發展。

然而,香港社運路線在2011年初司徒華去世後快速發生分裂分化,一種偏離合法和平路線的“違法暴力化”路線開始成形:

其一是陳雲的“香港城邦論”,成爲港獨思想的濫觞,其中的“city state”的重心與本質在“state”,陳雲固有的民俗文化學背景及其政治臆想與獨斷論述,破壞了香港對“一國兩制”本就脆弱的共識基礎,誘導了後續的本土分離主義運動;

其二是戴耀廷的“公民抗命論”,在一個完全沒有亦無需引入公民抗命傳統的法治社會“爲賦新詞強說愁”,標新立異地展開了一場“港式公民抗命”的政治社會實驗,運動本身是失敗的,但其“違法達義”的精神教誨就像癌細胞一樣在香港社會尤其青年人心智秩序中快速傳染擴散。今日香港社運中的大規模違法和頻繁的暴力化,與“公民抗命”的港式誤用及濫用有直接關聯。

香港本應是“一國兩制”下聚焦法治與發展的優良社會,卻在“香港城邦論”與“公民抗命論”的魔咒交織中迷失和沈淪。這兩種本就帶有理論複雜性和政治不確定性的思想範式,並未經過倡導者嚴謹的學理沈澱與論證,也未經過香港公民社會的成熟討論,而直接且淺陋地運用于香港社運實踐之中,贻害無窮。它們就像誘惑香港社會迷航的“塞壬妖歌”,也似被心智迷亂的詭辯家輕易開啓的“潘多拉魔盒”。



陳雲與戴耀廷(資料圖)

香港的精神困境

事實上,陳雲與戴耀廷本身都可能未必充分估計到其理論誤用和濫用的嚴重政治後果。不過,任何理論之風行,也絕無可能僅僅是理論家的咒語功夫,而是與香港社會深層次的精神困境有關。

回歸時刻,在全民歡慶的民族主義情緒之下,香港人尤其是精英心智中潛藏著兩種深刻的身份認同性迷惘:其一,殖民主義的“形實分離”造成不完全的精神斷奶現象,渴求外邦庇護與嘗試自治自立的內在訴求並存,造成一種“殖民史觀”與“本土史觀”的奇特雜糅結構;其二,對現實主義中國的泛文化認同與規範性政治拒斥並存,造成一種對“愛國史觀”的嚴格精神距離。這就形成了香港人回歸身份的獨特紊亂結構:衰減的殖民性與漸強的本土性相互加強,共同對峙源于“一國”的愛國主義政治身份壓力及忠誠規訓。

這就不難理解,在任何常態法治社會中,國家安全立法應當是天經地義的,國民教育的推進應當是水到渠成的,特首選舉的“愛國愛港”標准也是毋庸贅言的,但這一切在香港都成了問題。

回歸以來,香港反對派“成功地”在23條立法、國民教育等問題上嚴守“制度隔離性”思維,對國家推行的“一國兩制”的正當整合進程造成了嚴重的政治挫折乃至停滯。如今的“反修例”運動不僅再次“成功”逼停了立法進程,更是産生了一種政治威懾性,對特區政府推行任何與國家有關之立法及決策造成“寒蟬效應”。

然而,就“一國兩制”的全面准確實施及香港的持續繁榮穩定而言,反對派的所謂政治“成功”可能恰恰是香港融入國家治理和發展大局的“失敗”。拒絕“融入”乃是有精神前提的,即香港反對派將自身的“國際性”單調而唯一地理解爲與西方的一致性。任何關于“一國”對“兩制”的互動融合取向,皆被視爲與西方的某種“脫鈎”操作及香港“大陸化”的下行路線。

“太陽花學運”的啓發性

香港反對派“謹小慎微”地保持著與國家的嚴格精神距離,甚至不惜以極端化的本土分離主義對抗本屬常態事物及曆史進程的國家性整合。對于香港的這種微妙政治心理,我們可以適當參照台灣予以類比及理解。

馬英九先生也許不是一位成熟且具決斷力的政治家,但卻是一位對外部批評敏感且回應相對真誠的行政領導人。在《執政八年回憶錄》中,馬英九先生以獨立章節記述2014年的台灣“太陽花學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兩點:

其一,專章標題爲“那些拖累台灣的罪人們”,這是很精准但在台灣很不政治正確的評斷,事實上同樣可以用于評價香港的“反修例”示威者群體;

其二,馬先生在談及“太陽花學運”精神動因時,提出這是因爲兩岸關系“行至深處”必然出現的集體性政治反彈,要與大陸拉開一個“安全距離”才可從容自處,但這種反彈力過大而傷害到了台灣自身。

這種來自台灣地區前領導人的獨特觀察視角非常關鍵並具特別的啓發性:社會運動功過需要長曆史周期來合理評斷,但其不能一味道德標榜,而應具有反思意識與能力,要有“罪性”意識;央港關系在融合發展的國家新政策及大灣區框架下亦有“行至深處”的反彈力問題,這一反彈亦産生了“一國兩制”的精神撕裂傷及對香港社會的持久損害。



台灣2014年“太陽花學運”(資料圖)

問題是,香港社會是否存在與馬英九先生類似的行政領導人或社會文化精英,能夠進行類似的深度反思與警醒?盡管台灣社會並未因馬英九先生的“現身說法”而逆轉政治方向,但畢竟出現了對有關社會運動及兩岸關系足夠有深度的理性思考,香港社會至今則仍然沈浸或迷失在“反修例”運動帶來的“政治高燒式激情”狀態,管治精英一味退縮維穩,社會文化精英則各懷鬼胎,或逢迎民粹,或抽水自肥,卻鮮有深度反思及有力擔當者。

在民意委頓而精英責任缺位的條件下,香港社會的價值自損行爲繼續擴展,不僅導致法治權威受損,更造成最基本的倫理道德底線的驚人突破,比如何君堯議員母親的祖墳被毀事件。“挖祖墳”行爲,無論基于任何政治理由,都是不可能正當化的,違背了香港社會所有的核心價值。敢于“無法無天”及“傷天害理”,表明香港教育體系的嚴重價值錯亂,以及精英對青年人引導性責任倫理的淪喪。

這些行爲嚴重損害了香港的國際地位與形象。標榜民主價值的激進示威者,竟然以爲民主價值可以對一切暴行發放“許可證”,這是一種極端幼稚又極端可悲的政治病態心理。這種行爲若發生于落後蒙昧的部落政治時代,尚可理解及研究一二,但發生于高度文明化的香港社會,則有一種時光倒錯和價值逆流成河的末世感。某種意義上,“毀墳行爲”對香港社會核心價值的損害要遠超“占中”或“反修例”本身:後者不過是民主對法治的僭越,但前者卻是野蠻對文明的逆襲。



香港議員何君堯母親的祖墳被反對派毀壞(圖/香港《明報》)

香港的出路

那麽,香港社會如何走出當下的官民對抗、價值撕裂乃至于社會分裂化的困境呢?如何繼續“一國兩制”的憲制承諾與雙贏發展邏輯呢?

筆者認爲首先必須確認,國家是“一國兩制”與香港法治秩序的唯一立法者和最終責任人,優先尊重香港特區政府的高度自治權及香港社會的自我治理權利,但決不放棄在憲法與基本法秩序內承擔的“最終責任人”的憲制角色,必然會根據香港社會情勢發展與特區自治能力極限運用情況而采取合法應對措施。

其次,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必須認識到,“反修例”運動擴大化已嚴重偏離最初的針對性而演變成政治上極限施壓的不合作對抗行爲,且存在涉嫌嚴重犯罪的暴力化和對香港核心價值的結構性損害,因而必須從法治及社會價值維護的角度展開“自救行動”。政府需要依法檢控及守住法治底線,社會需要深度反思及采取有力的集體行動對暴力及極端的價值損害行爲予以正當壓制和懲治。政府與社會應當就“後運動重建”展開積極有效的政策對話與行動協調,以恢複法治權威與秩序,修複社會核心價值及認同,回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軌道。

總之,如何走出運動漩渦,最終保障性責任在國家,但日常法治的恢複與社會價值的複歸,其責任決定性地落在了特區政府與香港社會身上。最關鍵的是,唯有香港社會民意的結構性逆轉及香港各界精英的理性共識才可形成一種特定而強大的社會合意,不僅可以直接阻遏“反修例”運動暴力化與激進化的政治威脅,也可授權特區政府采取更強有力的合法行動完成法治重建與鞏固。至于運動本身直接或間接觸及的民主、民生與警民沖突的具體法律責任議題,則可在共同反對暴力社運及恢複法治秩序的前提下加以合理回應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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