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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 長此以往,香港還有甯日嗎?

長此以往,香港還有甯日嗎?

來源: 中評社/日期: 2019-07-11

       


  近期香港發生反《逃犯條例》示威遊行,演變成暴力沖擊政府和立法會的事件,震驚國人。各界在譴責暴行的同時,對事件之原因有諸多評論,相信香港政府亦有所反思。香港回歸二十多年來,風波不斷,幾乎每隔兩三年就會爆發較大規模的騷亂。這類事件的發生,不排除有外部勢力煽動的外因,但應引起關注的,是香港社會內部的原因。內因是主要的,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

  爲香港社會來把脈,筆者以爲,對政治環境的治理,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需要進行綜合治理,既“治標”又“治本”,方能收釜底抽薪之功效。我們不能忘記一個基本的原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經濟狀況決定了民心之所向。所謂“治本”,先要在社會經濟狀況上找“病因”。

  現今香港的社會經濟狀況,有一點不容忽視,就是貧富差距懸殊,社會矛盾空前加劇,社會中下層艱難,消費昂貴,囊中乏度日之資;房價奇貴,頭上無遮雨之瓦。富豪愈富,傲然居世界之首;窮人愈窮,困頓無立錐之地。年輕人看不到創業和置業的希望,民怨沸騰,憤懑情緒日增;思變心切,抗爭行動愈烈。此問題不解決,反對派自有可乘之機,登高一呼,頓起波瀾。長此以往,香港豈有甯日乎?



  香港的貧富差距之大,有幾組資料能說明其嚴重性。

  第一組數字是基尼系數。所謂“基尼系數”,爲美國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發明,用以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在0和1之間,數值越低,收入越公平;數值越高,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數低于0.2爲收入絕對平均,0.3爲收入相對合理,0.4爲社會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線,0.5以上爲收入差距懸殊。基尼系數若高于0.4,會造成社會不安定;若高于0.5,則十分危險。據資料顯示,2017年香港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539,是近半個多世紀以來最高的,說明貧富兩極分化已非常嚴重,極易造成社會動蕩,危及政府的管治。





(香港基尼系數)

  第二組數字是房價與收入之比。一般而言,平均房價收入比低于3倍,房價可以負擔;大于5倍則不可負擔。而香港平均房價居世界大城市之首,房價收入比高達數十倍乃至百倍,絕非普通工薪階層所能負擔。在彈丸之地居住了730多萬人口,空間仄逼,市民之忍耐已達極限。更糟糕的,房價如脫缰野馬,完全看不到下降的趨勢,普通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的焦慮與絕望可想而知。

  第三組數字是貧困人口。據香港政府的數字,有137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占全港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也就是說,每五個人中有一人爲貧困人口。隨著人口老齡化,此比例只會越來越高。


  香港的産業狀況也加劇了貧富懸殊。在三大産業中,香港基本上沒有第一産業和第二産業,而第三産業對就業者的要求較高,大大限制了勞動人口的就業機會,藍領階層難以找到適合的工作,薪酬收入更加微薄。

  對于上述問題,香港政府似乎苦無良策,又礙于“自由經濟”之美譽和“積極不幹預”之陳規,不敢作爲,等待“無形之手”來調節。殊不知,自由競爭引起生産集中和資本集中,從而引起壟斷,乃是資本主義的客觀規律。香港奉行自由經濟,其自由度在世界居首位,但也不能擺脫這一規律。近二十年來,香港的資本向金融寡頭和地産寡頭集中,競爭活力大減,是不爭的事實。

  這些情況造成加劇貧富兩極分化,目前不僅看不到解決的可能,反而日趨嚴重。好比一個巨大的炸彈,其爆炸能量不斷增強,發生爆炸的概率和破壞力越來越大。這就是我們看到香港示威遊行的規模逐年增大,發生次數越來越頻密,暴力程度越來越激烈的原因。

  可見,問題出在香港內部,其中既有産業結構的問題,也有社會“二次分配”的問題;不僅涉及社會福利政策,也涉及稅收政策。

  “二次分配”問題由來已久,香港回歸前業已存在。當時中方爲實現香港平穩過渡,要求保持香港現有的制度和政策基本不變,其中包括社會福利政策和稅收政策。那時中方對港英“大灑金錢”的福利主義很警惕,乃有擔心“車毀人亡”之說,故而“二次分配”問題未能擺上日程。

  在香港回歸前夕,我們已經預測到,隨著香港主權問題得到解決,民族矛盾相對下降,而香港內部之社會矛盾、階級矛盾將會相對上升。回歸二十多年來的情況證明,這樣的變化確已發生,特區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對“二次分配”做必要的調整,社會福利進一步向中下層傾斜,以此調整社會關系,緩和階級矛盾,減少不安定的因素。

  社會福利向社會中下層傾斜,政府手裏要有錢。增加財政收入,必然涉及稅收的政策。香港基本法規定實行低稅政策,這一點得到了執行,根據2015年《福布斯》公布的稅負痛苦指數,香港是四十三點五,是亞洲最低的。低稅制在香港回歸前後對穩定經濟,穩住各種資本在港長期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但低稅制也存在一些問題。按營業利潤征收的利得稅,非有限公司的稅率只有15%,有限公司的稅率只有16.5%(據《2015年香港經濟年鑒》)。薪俸稅的遞增稅率最高不超過標准稅率即應評稅入息總額的15%。而在西方發達國家,利得稅和薪俸稅的稅率普遍高達40%至50%。即便香港稅率這麽低,不少大財團仍可以鑽法律的空子進行避稅。

  低稅政策表面上公平,但實際上對社會中下層有欠公平。同樣的稅率,在繳納的實際稅款上,大資本家占了相對大得多的便宜。而社會底層得到的微薄好處,與富豪得到的巨大利益不可同日而語。長此下去,勢必拉大貧富差距。稅賦過低,會減少政府應得的稅收,影響政府對社會福利的投入,以及對中低收入階層的照顧。

  爲了扶持香港經濟,中央政府給了香港不少“大禮包”,提供了政策上的優惠和支持,産生了巨大的財富效應,但由于稅率問題,在做大的“蛋糕”中,社會底層能分到的不多,很難直接從中得到好處。而絕大部分好處,仍落入大資本家的腰包。

  利用稅收的杠杆,對“二次分配”進行調整,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成功經驗。西方發達國家社會穩定,社會矛盾緩和,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根據實際情況改革稅制,按財富收入制定遞增稅率,加大對高收入階層的稅收,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既然香港是資本主義,當然也不能違反資本主義的規律。香港的“低稅政策”起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利于經濟起飛和財富積累。但隨著社會發展變化,如果仍然不加區別地實行低稅政策,那就必然會産生負面的作用。

  筆者不是主張改變香港的低稅制,而是認爲,在長期堅持低稅政策的前提下,可以考慮對稅制做一些彈性的處理,比如調整利得稅、薪俸稅的遞增稅率。根據營業利潤,實行利得稅的遞增稅率;同時加大薪俸稅的遞增稅率,以達到對個人財富適度“削峰”的目的。

  還比如,適當寬減中低層的入息稅和間接稅,特別是涉及普羅大衆日常生活的稅種,以減輕中下層及喪失工作能力者的負擔。

  又比如,香港本地制造業早已轉移出去,作爲主要支柱産業的房地産和旅遊主要靠外部流入的資金支撐。而香港投資者的大部分利潤收益來自香港以外地區,如果其獲利者爲港人身份,也應當適當征稅。對在港經營活動的離岸公司,其經營、收入和稅收也應當接受香港政府的監管。

  政府通過調整稅率而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增加社會福利,填海造地,增建公屋和廉住房,解決緊迫的民生問題,加大對中低收入階層和非就業人口的救助。

  以上改革並非“殺富濟貧”,而是根據經濟發展規律和社會需要,作必要的政策調整。香港基本法一百零八規定,香港特區可以“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自行立法規定稅種、稅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因此,上述做法並不違反香港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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