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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四國學者談“中共學”和國家治理

原標題:聽四國學者談“中共學”和國家治理:不了解中國共産黨,就很難了解中國
2018-11-29 23:23 環球時報 戚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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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時報記者 戚席佳】“很高興看到海外中共學日益成爲一門時代顯學”“不了解中國共産黨,就很難了解中國”“西方對中國的治理還有著根深蒂固的傲慢”“中國共産黨海外形象塑造就是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11月24日至25日,在複旦大學舉辦的“第三屆國際中國共産黨研究——新時代中國共産黨國際形象塑造”學術會議上,數十位與會的國內外專家學者各抒己見,總結中共國際形象塑造的相關經驗。國際學界對中國共産黨的研究已成爲一門顯學。英國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高級研究員馬丁·雅克、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貝淡甯(加拿大學者)、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研究中心教授羅德明、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安德烈·奧斯特洛夫斯基會議期間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就海外研究中共情況、中國賢能政治、“中國式全球化”和改革開放等問題深入地談了各自的看法。
  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高級研究員馬丁·雅克:“中國式全球化”獨樹一幟

  英國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高級研究員馬丁·雅克。
  環球時報:您做了《應對挑戰:全球化時代中國共産黨向世界展示獨樹一幟的治理形式》的報告,詳細闡釋了西方對中國共産黨的各種認識。您認爲,國際中共學正在興起嗎?
  馬丁·雅克:國際中共學研究正在興起。中國崛起和中共在中國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引發越來越多人的關注。它與西方任何形式的治理方式都截然不同,所以人們有很多認知上的缺失。因此,我認爲對中共學的研究越來越重要,它可能有兩個方面:一種可能是充滿好奇的,另一種可能是消極的。充滿好奇是因爲我們需要了解中國的崛起,了解它爲何如此成功,以及中共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隨著中美關系的惡化,外界對中共也會産生對抗的態度。
  環球時報:爲什麽歐美一些國家對全球化産生悲觀情緒?
  馬丁·雅克:在過去幾年,全球化在美國和整個歐洲都失去支持,要在短期內恢複是非常困難的。由于所謂的“華盛頓共識”(這樣的政治經濟理念),西方的全球化首先失去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因爲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幫助發展中國家。
  毫無疑問,全球化仍是長期趨勢,但會上升也會下降,會出現興盛也會出現衰落。我認爲,現在西方式的全球化又一次開始衰落,並且這種衰落將是相當長期的。現代西方式全球化的興起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美國強烈支持全球化,因爲它被視爲符合美國國家利益,是促進美國在世界各地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一種方式。轉折點是10年前的西方金融危機。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對全球化的態度出現很大轉變,開始把全球經濟一體化、全球意識、全球合作的理念重新賦權于國家層面。
  環球時報:您最近提出“中國式全球化”的概念。能否進一步闡述?在國際上同時出現逆全球化、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的背景下,“中國式全球化”對世界發展最大貢獻是什麽?
  馬丁·雅克:很明顯,“中國式全球化”獨樹一幟。中國贊同和承認全球化,也是西方全球化框架下的一大受益者,但中國的做法截然不同,更具包容性。中國對包容性的重要性有所理解,我認爲有些西方國家沒有。美國等國在追求超級全球化的過程中,忽視了許多公民的利益,對日益惡化的環境視而不見,忽視了不平等的迅速增加。而中國因爲社會規模的巨大,更有複雜性,一直受到不穩定因素及潛在的分裂危險困擾,所以相比西方國家,對包容性的重要性有不同的理解。
  另一個區別是,中國認識到發展的重要性,某種程度上西方沒有。正因如此,只有中國才能認識並提出“一帶一路”這樣必要的倡議。它想要解決的是自1945年以來的全球核心問題——占世界人口85%的“發展中世界”的轉型,這正是中國式全球化的核心。
  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貝淡甯:賢能政治和民主價值觀不沖突

  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貝淡甯。
  環球時報:您提出,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已逐漸形成一種賢能政治的政治體制。在您看來,賢能政治的優點是什麽?賢能政治和西方的民主體制有沖突嗎?
  貝淡甯:賢能政治的第一個優點是每個高層政治家都有政治經驗。如果用選舉民主的話,(領導人)不一定會有經驗。比如老百姓可能選一個沒有經驗的領導人,就像美國的總統。第二,賢能政治的優點是領導人可以考慮長期問題,比如說10年、20年後人工智能會怎樣影響中國社會。但如果是另一種方式,(有些國家的)領導人一般來說考慮的是4年以後下一個選舉的結果。賢能政治和其他類型的民主體制價值觀沒有沖突,兩者可以結合起來,比如說政治的透明性、更多給予老百姓參與政治的機會等。
  環球時報:您提出的“賢能政治”觀點能否被更多西方人士所接受?
  貝淡甯:這是一個問題。尤其是二戰後,很多西方人覺得,唯一的標准就是選舉民主。如果中國沒有選舉民主,就是沒有政治改革。這是非常教條的,其實二戰前沒有這樣教條的思想,大家不覺得應該有一刀切的制度。現在西方也有一些變化,大家開始意識到一人一票的制度有很多缺點,比如有時(選民)投票非常不理性,可能將來大家會願意考慮其他的可能性。  
  環球時報:擔任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兩年來,您不斷推動國際間的學術交流。請介紹下中共學目前在國際學術界上的最新發展情況?
  貝淡甯:山東受儒家文化影響,很多學者熱衷于討論如何把儒家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國際上,一些學者也想知道“天下”的價值觀對當代中國社會有什麽意義。還有一個討論比較多的話題就是賢能政治在其他國家有什麽曆史和文化根源。如有一位哈佛大學曆史系老師,他覺得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也有一些賢能政治制度的體現。
  環球時報:您的觀點是,賢能政治制度具有獨特性——高層通過這種體制來選拔和晉升具備卓越素質的領導人,同時在地方實行民主並在中間進行試驗的模式。那麽,在中國高校任職,您對中國的基層民主和管理有哪些新體會?
  貝淡甯:在山東大學,我們學院是用集體領導的制度討論問題,我覺得這點非常重要,做得比較好。我們有4位副院長,還有3位書記,一起討論和解決問題,不是一個人說了算。這非常重要,也是賢能政治制度的一個很重要的體現。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研究中心教授羅德明:中國發展道路比歐美更成功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研究中心教授羅德明。
  環球時報:逐漸擴大開放的中國,有人視之爲機遇,也有人視之爲威脅,還有人幾度預測其崩潰。您怎樣看這些複雜的聲音?
  羅德明:外界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的對外開放很關注,因爲中國實際上非常精明地處理了對外開放問題。中國是一個能控制開放節奏,讓對外開放朝著對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的發展中國家。這也是爲什麽就美中關系而言,美國政界自2010年以來意識到貿易關系中的條款使中國的收益超過美國,並反對中國。
  環球時報:爲什麽幾十年過去了,西方一些國家的政要對中國發展之路和政治制度的看法好像仍在原點?
  羅德明:我認爲,這是因爲西方國家有一種傾向,希望中國變得“更像我們”“像美國人”。日本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使它們對美國更加開放。西方從這些國家的曆史中獲得了某種程度的希望,這影響到西方對中國對外開放的看法。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條不同的道路,在某些方面比英、法、德、美以前的道路更成功,發展更快,涉及更多人口。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在很多方面都令人欽佩。我認爲這必須引起關注,因爲中國非常重要,非常強大。我們必須理解中國,因爲它在世界政治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且將來會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我們必須了解是什麽在推動中國的前進。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中發揮著巨大作用,因爲人們有向前進步和推進現代化的強烈願望。而改革開放成功,有中國共産黨的指引。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政黨制度爲這個非常大的國家提供了某種團結和方向。如果在不同的地區有許多不同的黨派,(推行改革)將會是很困難的。中國政黨制度更有效率,但要避免犯錯誤。
  環球時報:您認爲,中國這些年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是否有明顯的提高?
  羅德明:絕對有明顯的提高,這點毫無疑問。
  俄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奧斯特洛夫斯基:俄要學習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奧斯特洛夫斯基。
  環球時報:您這次在題爲《中國改革40年的社會——經濟成果:中共形象提升的重要因素》報告中說,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和印度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差不多,但現在中國GDP是印度的5倍。25年前,俄經濟規模比中國大,而現在俄GDP只有中國的1/8,中國GDP超越俄羅斯的時間是1995年。爲什麽您經常拿中俄做對比?
  奧斯特洛夫斯基:中俄兩國經濟體制改革有很大區別。前蘇聯在上世紀80年代末時,戈爾巴喬夫常說“我們要進行改革”,但實際上只是空談。所以我說,我們要看中國的改革,那裏有各種各樣最重要的改革方向。和中國一樣,俄羅斯在發展道路上也有過社會主義基礎,有過計劃經濟。現在中國推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俄羅斯拒絕了社會主義,直接進入了資本主義。我認爲,俄應向中國學習如何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中國是一步一步慢慢過渡,最終達到經濟發展的目的。而俄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下定決心要一下子過渡到市場經濟,結果失敗了,不僅導致蘇聯解體而且在經濟方面也沒有取得什麽成就。現在大多數俄羅斯百姓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只有10%的人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環球時報: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過程中,很多國家都給予大力支持。您能從中俄合作的角度,談談過去40年,蘇聯/俄羅斯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嗎?以及中國改革開放給俄羅斯帶來哪些有利因素?
  奧斯特洛夫斯基:上世紀80年代,當時很多蘇聯的學者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不相信,認爲中國不會在2000年完成工農業總産值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因爲在80年代看這好像是一個夢。但中國提前5年就完成這個目標。爲什麽蘇聯當時沒采用中國經濟體制的模式?最重要的原因是蘇共中央領導幹部認爲,“中國政府走得太快了”。等1991年蘇聯解體後,當時的領導人也不認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模式,又認爲“中國走得太慢了”。所以,俄羅斯選的新模式是實行價格自由化和私有化,結果就是現在俄羅斯經濟趕不上中國。中國研究俄羅斯的經驗教訓,不重走俄羅斯的道路,特別是不犯俄羅斯的錯誤,我想這就是俄羅斯對中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貢獻。以前是中國向蘇聯學習,現在我們要向中國學習,學習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俄羅斯的經濟發展過于依賴石油和天然氣,我認爲俄羅斯要發展機械工業、科學、教育、衛生,要向中國學習如何建立高新技術園區,專門研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些具體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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