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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段启明:“法轮功”演变的四个阶段(下)

段启明:“法轮功”演变的四个阶段(下)

(2)1996年11月,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注销了“法轮功”“直属功派”,不承认其从事的是气功活动,“法轮功”组织不是气功团体。1997年1月18日,吉林省、长春市气功科学研究会联合召开会议,宣布对李洪志和“法轮功”组织做出“三不准”处理意见。有关材料写到:“会议根据中国气功会1996年12月9日向国家民政部社团司、中国科协学会部、国防科工委办公厅报告的《关于李洪志‘法轮功’问题的情况反映》和注销‘法轮功’不予登记的决定及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停止销售和收缴“法轮功”书籍》的通知,以及‘法轮功’在我市传授中存在的问题,决定从会后之日起不准省市‘法轮功’委员会再出售‘法轮功’书籍、音像带等宣传品;不准再组织办班教功活动;‘法轮功’委员会暂时不再开展活动。”1997年1月27日,省、市气功会共同召集省、市“法轮功”委员会负责人会议,向他们说明了李洪志和“法轮功”组织存在的问题和“三不准”处理意见,省、市“法轮功”委员会与会负责人“接受了省市气功会的意见,表示暂不组织活动”。

    (3)李洪志和“法轮功”组织煽动练习者对抗政府查处和新闻媒体的揭露,用聚众闹事的方式,围攻新闻媒体、政府机关。1996年以后,社会各界都出现了许多对李洪志和“法轮功”的批评,新闻媒体刊登了一些批评“法轮功”的报道和文章。李洪志为维护自己的教主地位,煽动练习者“除魔护法”,围攻新闻媒体、党政机关。据政府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发生的这类非法聚集、围攻新闻媒体、党政机关的事件有300多起,其中每次300人以上的有78起。如:1998年4月7日和8日,《齐鲁晚报》发表了《要旗帜鲜明地宣扬科学》、《“法轮大师”聚财有道》后,在李洪志的授意下,一是写信骚扰,向报社编辑部施加压力,二是到报社胡搅蛮缠,三是扬言聚众示威,要求报社发表“声明”,公开向李洪志及“法轮功”组织“道歉”。报社曾于6月2日发表了一个“说明”。“法轮功”组织对此不满,于6月3日,聚集2000多人静坐示威。1998年5月4日,《健康文摘报》刊登了《违法坑人“法轮功”》文章。从6月1日开始,“法轮功”组织煽动400多名练习者到《健康报》社门口滋事,一连闹了三天。1998年5月25日,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播出《上岗证能否扫净假气功》。5月27日,遵照李洪志的指示李昌、纪烈武等人开会,决定找北京电视台“论理”。28日早8点,煽动400多名练习者聚集北京电视台门口静坐示威。5月29日,李洪志从美国打电话给李昌说,“人太少了,人这么少还不如不去。”经“法轮大法研究会”和北京“辅导总站”组织,5月30日至6月4日,数百人连续围攻北京电视台,还派出6名代表与北京电视台“谈判”。1998年7月1日,李洪志抛出《挖根》“经文”,对批评李洪志和“法轮功”组织的学者、科学家和新闻媒体进行谩骂攻击,煽动练习者到“宣传机构”进行“上访”。1999年4月,天津教育学院主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发表何祚庥的文章——《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4月15日,天津“辅导总站”决定就该文向校方进行“交涉”,要求为李洪志及“法轮功”“正名”,用“聚集施压”的办法迫使校方“屈服”。从4月19日至23日,连续五天围攻天津教育学院,人数最多的23日达6300多人。23日,多数人被劝离后,仍有二三千人去围攻天津市政府。

    (4)李洪志和“法轮功”组织策划组织了“4·25”事件。关注天津事态的李洪志于4月22日急匆匆从美国飞回北京,亲自坐阵指挥。4月23日上午,李洪志召集李昌、纪烈武等骨干,密谋“把天津事情闹大,把火烧到北京中南海”。李洪志说:“到北京去!”“要去中央,去国务院!”“人少了不行,要多去点。去年北京电视台的事就是人去少了,要是去的多,问题早就解决了。”“这次不单是解决天津的问题,而且是弘法和护法”,“人来的越多越好”。他们还编造造谣,说“天津警察抓人了,听说还死人了,还有人失踪了”,要求把这些谣言“传出去”。他们统一了“向政府施压”的“三条要求”:一是“要求公安机关立即放人”;二是“给法轮功提供宽松的环境”;三是“允许出版李洪志和“法轮功”的书籍”。李洪志精心策划后,于4月24日一早乘飞机飞往香港。4月25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4·25”“法轮功”练习者非法在中南海周围聚集事件。

    (5)李洪志和“法轮功”组织的非法违法活动一步一步暴露了自己,把自己送上了人民的审判台。1999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法轮功”就是邪教》概括了“法轮功”邪教的六大特征:教主崇拜、精神控制、编造邪说、敛取钱财、秘密结社、危害社会。六大特征集中概括了“法轮功”邪教的本质特征和它对社会的危害。六大特征也为人们认定“法轮功”邪教及其他邪教提供了一种事实标准。认定“法轮功”邪教不只看教主崇拜、精神控制,即西方学者所说实施教主集权统治,利用反社会、反文化、反时政的教义对信徒强制“洗脑”、进行精神控制,更要关注它对社会的危害,即践踏人权、摧残生命、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事实。据有关法律专家研究论证,李洪志和“法轮功”邪教严重触犯国家法律,犯有20多种罪。

    (6)“4·25”事件是李洪志和“法轮功”邪教的一次大暴露,令全社会震惊,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事件发生后,各地区各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对李洪志和“法轮功”问题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很快搞清了李洪志和“法轮功”组织的主要问题。199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并于7月22日通过新闻媒体向国内外公开报道。《通知》指出了“法轮功”组织的政治本质和严重危害,提出针对“法轮功”问题在党内开展一次学习教育活动,明确了有关政策界限。当天,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还就《通知》向《人民日报》记者发表了谈话。《通知》下发后,在全体共产党员以及国家公务员中开展了学习教育活动,提高了全体党员和公务员对“法轮功”邪教的认识。

    (7)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非法组织,清查其违法犯罪行为,揭批李洪志歪理邪说。7月22日,民政部发出《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指出“经查,法轮大法研究会未经依法登记,并进行非法活动。据此,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也是在7月22日,公安部发出关于禁止“法轮功”从事非法活动的六条《通告》。国家新闻出版署也在同日发出《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7月29日,公安部发出了对李洪志的《通缉令》。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也都发出相应通知。一场取缔“法轮功”非法组织,对触犯法律的有关人员进行查处,挽救、教育、团结广大被蛊惑蒙蔽的练习者的活动在全国展开。

     第四阶段:“法轮功”组织被依法取缔后
     这一时期从1999年7月政府主管部门发出取缔和查处“法轮功”组织的通知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时期有以下一些重要事实和特点:

    (1)“法轮功”非法组织被取缔,全国组织体系土崩瓦解。一些违法犯罪的有关人员受到刑事处罚。对李洪志的歪理邪说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新闻媒体发表了社会各界人士撰写的文章,出版了大量批判李洪志歪理邪说的图书、音像制品。广大被蛊惑蒙蔽的练习者经过教育迅速醒悟。一些痴迷者继续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教育,争取他们早日回归社会。经过这场斗争,使全国人民受到了一次防范和抵御邪教的很好教育。

    (2)正式认定“法轮功”为邪教。1999年10月上旬,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中的第一条对邪教组织做了这样的界定:“冒用宗教、气功或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他人,发展、控制成员的非法组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法轮功”就是邪教》,所传递的正是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组织是邪教的认定。1999年10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对取缔邪教组织、惩治邪教组织犯罪活动的必要性,有关原则立场、方针政策做出明确规定。对妥善处理“法轮功”邪教有关问题以及其他邪教有了更加明确的具体的法律依据。

    (3)李洪志逃到国外,与国外反华势力相勾结,受到反华势力的庇护和支持,猖狂从事反华政治活动,充当了反华势力的政治工具和马前卒。李洪志和国外“法轮功”组织抛出了“九评”,攻击中国共产党。鼓动“三退”,妄图搞乱中国。编造子虚乌有的“苏家屯事件”、所谓的“天安门事件真相”等诬蔑攻击中国政府的材料,在国外在互联网上大造反华舆论。在中国驻外使领馆前、在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时,聚集滋事;在国外诬告滥诉中国国家领导人。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方式,煽动国内尚未醒悟的“法轮功”痴迷者滋事,散发反动宣传品,破坏电缆、攻击卫星传输,等等。李洪志和“法轮功”组织的这些行径,并未捞到什么好处,反而使自己越来越陷入困境,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外人士所识破。到头来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认定和处理“法轮功”邪教组织,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经过这场斗争,社会各界对邪教的本质和危害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防范和抵御邪教的自觉性大大提高,中国处理邪教的法律政策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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