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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 中國外逃裸官人均攜款500萬 最年輕者25歲

中國外逃裸官人均攜款500萬 最年輕者25歲

2013年10月16日07:07來源:中國新聞網

  裸官報告:金融業成重災區

  59人涉案數十億元

  抓外逃貪官,我國6年追回贓款540億

  59人涉案數十億元

  抓外逃貪官,我國6年追回贓款540億

  最新一期的《財經》雜誌刊出封面文章:中國“裸官報告”,詳細闡述了“裸官”的概念、發展、外逃途徑及潛在危害。

   其中提到2000年至2003年,歸案的潛逃境內外的貪官人均攜款約430萬元;2007年,人均攜款約540萬元;2012年,人均攜款約480萬元。平均下來人均攜款近500萬元。

  裡面還提到除了國有企業負責人、中資駐外機構負責人和政府官員攜款外逃,金融行業內負責人或者主管人員外逃,成為貪官外逃的重災區。在本報告中,有據可查的59人的涉案總金額高達數十億元。其中金融行業佔據24%,涉案數額高達將近18億元。

  抓獲4547人,追繳244億

  上世紀9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期的幾年,貪官外逃到達了高發期。

  中國人民銀行的直屬機構中國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一份《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的報告確認:中國官員因為經濟犯罪外逃始於上世紀80年代。

  該報告同時披露,公安部2006年5月公佈的資料顯示,截至公佈時間,中國已陸續緝捕到外逃的經濟犯罪嫌疑人320人左右,直接涉案金額近700億元。

  上述報告記錄的另一組資料更為驚人:“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份調研資料披露,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萬至1.8萬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

  上述資料一直遭到質疑,但至今沒有一個權威部門站出來證實真實資料。

  一組比較有明確訊息源的資料是,2001年1月,最高檢察院和公安部聯合召開電視電話會議,部署追捕在逃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嫌疑人的行動。新華社當日發佈消息稱,“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有4000多名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攜公款50多億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潛逃出境。”

  最高檢察院工作報告記載,2007年在境內外追逃追贓上,對在逃的5724名職務犯罪嫌疑人已抓獲4547名,追繳贓款贓物244.8億多元。

  對比2000年至2003年、2007年和2012年境內外追贓和追逃的數字可見:2000年至2003年,歸案的潛逃境內外的貪官人均攜款約430萬元;2007年,人均攜款約540萬元;2012年,人均攜款約480萬元。上述6個年份中,僅追回的贓款總計即達540億元左右,人均約480萬元。

  金融行業重災區

  嫌疑人多在30歲至40歲

  除了國有企業負責人、中資駐外機構負責人和政府官員攜款外逃,金融行業內負責人或者主管人員外逃,成為貪官外逃的重災區。

  在記者採訪中確定的59人外逃“裸官”名單中,金融行業佔據24%,涉案數額高達將近18億元。這些人員中,年齡最小的案發時只有25歲,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在30歲至40歲之間。

  其中,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外逃窩案即是典型。

  2001年10月初,中國銀行在首次對全國電腦實現聯網監控時,發現帳目存在高達4.82億美元聯行資金的缺口,事發地點被鎖定在廣東開平。當年10月12日,銀行方面發現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前後三任行長許超凡、餘振東、許國俊下落不明,隨即向有關部門報案。經公安機關的緊急偵查,發現涉嫌挪用鉅資的這三任行長已潛逃到香港,隨後轉機到了加拿大、美國。

  另一金融大案—中國銀行黑龍江省分行哈爾濱河松街支行原行長高山案,則將“裸官”的概念演繹得淋漓盡致。

  心思深沉,外表踏實的高山,給同事製造了一個假像:妻子李雪在北京師範大學攻讀心理學碩士,女兒高山雪蓮則在河南鄭州的外祖母家。實際上,從2002年起,李雪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學習心理學;高山雪蓮則已在加拿大溫哥華定居。

  2004年12月,高山外逃。2005年1月4日,高山案發。此後查證,高山主要作案手段是票據詐騙,涉案總金額超過10億元。2012年8月13日,高山回國投案自首,今年9月29日出庭受審。

  “三步走”實現外逃

  一、親屬先行 “裸官”的特徵之一,即是安排配偶和子女定居國外。對於預謀外逃的“裸官”而言,這種安排無疑是最安全和最可靠的。這一步並不難實現。作為在境內利益訴求和政治資源的交換,諳熟此規則的仲介公司,以及負責接應的業務客戶、生意關係均是這一步的鋪路石。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貪官的情婦也扮演了外逃過程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克傑案中,其將情婦安排在香港定居,將巨額贓款都轉移到情婦名下。

  二、資產隨後 轉移資產的手段及方式多樣,概括起來大體有如下種類:現金走私,由官員直接隨身帶出境;通過合法金融系統的現金交易、帳戶付款、海外業務、貸款和其他金融交易實現交易套現;以貿易為掩護的方式,即非法所得通過進出口貨物,虛構或偽造進出口合同、海運單據、海關報關單和其他相關檔的方式套現;通過地下錢莊系統轉移資產;借助電子錢、網上金融服務以及股票期權、遠期外匯匯率合同等新的金融衍生品向境外轉移資產;通過設立海外空殼公司的方式轉移資產和套現。

  三、擇機外逃 首先是獲得出境證件的問題。已有的樣本顯示,這些外逃官員或制作假證,或持有多個護照,有些也並未上交其私人護照。這些證照不在審批和報備之列,不僅導致單位無法對其進行監控,一人多證的現象,也給案發後追查財產、資料帶來阻礙。

  至於所列出境的緣由,除了最常見的養病、休假,官員外逃還經常發生于公務考察時。兩者的特點呈現為突然消失以及滯留不歸。

  監管趨嚴,需法律規範

  2010年是中國反腐的又一高潮期。當年2月,國家預防腐敗局發佈《2010年工作要點》—這是在該局成立3年後,監管“裸官”首次作為工作重點被提出。

  2010年5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頒佈實施《關於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

  隨後,2010年7月,新版《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頒發。

  2012年1月4日,廣東省委發佈《關於加強市、縣領導班子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其中規定,公職人員的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原則上不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敏感崗位的領導職務。

  2013年,一個無法被忽視的反腐現象,是紀委的強勢發力。嚴管“裸官”幹部,已被高層領導放入明確目標。

  對“裸官”的規制從黨紀党規轉入立法軌道,讓預防腐敗的議題走向法制化。不過,要想“裸官”問題獲得根本治理,仍有待在國家層面的強有力的反腐敗法律出臺。

  據《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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