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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 —壹位台灣教授的“公民儒學”與社會實踐(壹)

—壹位台灣教授的“公民儒學”與社會實踐(壹)

“公民儒學”是我近幾年提出的壹個概念,是在公民社會年代繼續發展的儒學。時代變化了,儒學也要與時俱進。可以簡單地把“公民”和“君子”兩個概念做對比。儒家強調成爲“君子”,而我講,現代社會必須先成爲“公民”然後再談成爲“君子”。什麽叫“公民”?從倫理角度講,最基本的妳應該先做到,妳想著權利時,應該記著義務,先做好公民,再談君子修養,才是真君子。在公民社會的年代,“君子”應有新诠釋,但公民是最基本的。
台灣有個事情做得不錯,就是“統壹發票”。買什麽東西都要求給發票,起碼要有收據,才不能逃稅。這是新的公民概念。我捐款壹定要收據,並不是計較,而是功德,捐款有了發票,款價就清清楚楚。養成這個習慣,就是“公民意識”。
當代社會培育“公民意識”非常重要
來深圳,我看到有個標語非常好,叫做“有紅燈的約束,才有綠燈的自由”,很有“公民意識”。談“公民儒學”,最重要的就是“公民”放在儒學前面談。君子儒學強調內在的自我完善,公民也並不是不注重內在自我完善,而是人的自我完善要放在社會場域,放在天地裏面。道家說,天地有道,人間就有德了,天地無道,人間就很難有德。社會整個公民意識夠了,公民自然而然就會做好。
比如,各位坐在這裏,很守秩序,不需要人管理。因爲整個場域的設計,妳來到這裏後就有舒適感。不需要內在自我反省該當如何。
從廣州坐火車過來,跟我20年前坐火車的經驗完全不壹樣,國民素質明顯提高了。火車上大家彬彬有禮,有人要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旁邊人會熱心幫忙。這很清楚地印證了壹句俗話,叫“習與性成”。國民性可高尚也可低劣,公民意識有個慢慢提升的過程。公民意識提升後,各種制度、各種結構的綜合作用下,人也會發生變化。
深圳闖紅燈的人很少,我問,闖壹次紅燈罰多少錢?500元。現在酒醉駕車的也很少有了。爲什麽?因爲必須關起來,很厲害。嚴法酷刑就好嗎?不完全是,法律是限制和約束,但光限制不行。在“法”之前就是“規範”,這個規範叫“禮”,“禮”再往前就是壹種法則,叫“義”,“義”再往前有壹種真實的關懷叫做“仁”,“仁”再往前就是“德”,“德”就是本性,再往前,就是“道”了。這就叫有道、有德、有仁、有義、有禮、有法。“道”爲“根源”,“德”爲“本性”、“仁”爲“感通”(意即壹方的行爲感動對方,從而導致相應的反應)、“義”爲“法則”、“禮”爲“規範”、“法”爲“限制”、“刑”就是“強迫”。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年,辛亥最重要的意義就是我們告別了“帝皇專制”,進到了“民主憲政”的年代。畢竟過了100年,我們正朝民主憲政的大路上繼續前進,而民主憲政必須要有非常豐厚的公民社會做底子。
不是大多數人決定就叫民主,民主是有高瞻遠矚的知識分子提出理念,經由文化教養的曆程,讓人們了解到這個理念是什麽。把理念拿出來,看大多數老百姓是否同意這個理念。如果沒有經過民主文化的教養曆程就談民主,多數決就容易變成民粹。
民主除了服從多數,還要尊重少數。儒學有非常可貴的東西,把它放在公民社會裏實踐,我認爲非常好。在帝皇專制的年代,在父權高壓、男性中心的年代,在壹個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的年代,儒學會隱含壹些問題。在21世紀民主憲政的年代,不必再用叁綱作爲儒學發展的基本結構。但這並不意味著君臣、父子、夫婦就變成沒分別了,只是可能重點不在于夫婦有別,而在于夫婦有愛。“五倫”其實是好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但不能再提帶有專制意味的叁綱。如果還是這樣帶有專制意味地恢複儒學,它也可能帶來新的災難。
有人就問了,現在進到公民社會年代,儒學還有什麽好恢複的?儒學很重要的內容是孔老夫子所說的“仁”,它代表人跟人之間最真實的情感關懷,壹種存在的道德真實感。這個最真實的關懷從何處來呢?來自“家庭教養”、來自對父母的孝敬,《孟子》就說“仁者,事親是也;義者,敬長是也”。從“孝”講仁,從“悌”講義。從而可以講禮、講信、講智,仁義禮智信都有了。
發揮公民意識,從小事做起
現在談仁義、談孝悌之道,跟以前有什麽不同?有。現在做孝子會不會比以前容易壹點?容易多了,兄弟姐妹之間的親愛容易多了。大陸的年輕朋友會跟我說,哪裏容易?現在都沒有兄弟姐妹了。我們可以把它擴大出去,“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朋友之倫如同兄弟壹樣。
現在我跟我兒子的關系,壹定不會是我跟我父親以前那種關系。我對我父親非常敬畏。我跟我父親有很多話說,但是我不可能在父親面前跟他接近于平等對話。在新時代,必須重新調整,該怎樣傾聽子女的聲音,子女怎樣體諒父母?要重新思考新五倫關系,乃至必須有壹個第六倫。台灣李國鼎先生以前提到過第六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關系之外,還有“群己”關系,主要內涵是:人與陌生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團體的關系。如果說“五倫”是儒家的傳統“等差之愛”,“第六倫”則是“大愛”。
在公共領域,作爲參與者,作爲公民,該怎麽辦?這很重要。學術界討論學問時,妳依據公民的良知,依據了解到的知識,可以提出意見公開討論。這個時代,儒學可以更坦然、明白;更平易、自然;更可以暢所欲言。不必考慮太多上下長幼尊卑,種種複雜的人情人際關系等。公民儒學提倡“公民”的重要性。
面對學術社群,我作爲學術公民,該盡的義務是什麽?以前,在父權高壓、君主專制下,我作爲晚輩不好意思說。現在我們鼓勵在公民社會底下,妳應該說,有禮貌地說。管小事,就可以免生大事。台灣雖然號稱公民社會,比以前進步很多,但它還是必須生生不息永遠去做。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有個公共設施壞掉了,公民意識夠,有人就會很快修好。把日常小事管好,大家就慢慢對整個國家、政府有信心。
四年前,我到慈濟大學去任教。有壹次我沒趕上火車,在宜蘭候車廳裏,天氣很熱,冷氣聲音很大,我就發揮我的公民意識,展開行動了。我問站務員:冷氣聲音怎麽那麽大?他說久了當然會大,我說久了不壹定會大,零件修好就不會有這麽大的噪音了。他說:妳這個人怎麽這麽啰嗦!我說我是爲了妳們好,這個故障應該很容易修好,我要反映壹下意見,或者是鐵路局沒有撥經費給妳們,還是其他原因?所以我填了壹份意見表。寫完了,我特別附上壹張名片,告訴他,妳壹定要交給站長,我下個禮拜還會經過這裏,還會再來看壹看。我不是“立法委員”,但做完這個事很有成就感,第叁天我就接到站長電話,他說,“林教授,非常謝謝妳!就是螺絲釘沒擰緊,找工人弄好了,妳下個禮拜來驗收壹下。”然後真的就安靜了。那個聲音大家忍受多久了?
我發明了壹個提法:“忍受不合理的措施”、“忍受不合理的痛苦”,這違反了作爲壹個公民應享受的權利。公民也應盡義務,否則在德行上就是“惡”。去停車場,妳要發票,管理員跟妳說發票器壞了。壹定要追問爲什麽壞了。妳不能就此了事,這也是我另外的經驗。我對管這些小事分外有興趣。我管來管去,發覺有些事很麻煩,但提出來壹定有用,妳給他壹點壓力對他也是好的。
其實有很多很好的官員,當他們的公民意識蘇醒時,官員就會慢慢融入到整個公民世界,公民的天地中將展現他的風姿。如果沒有公民意識,他可能就會被老舊的官僚壓在底層。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不能說點滴變革沒用。“士”就是讀書人嘛。士,上面十底下壹,士者十壹也,就是十分之壹。這種人頂多十分之壹,但十分之壹對了,另外十分之九會跟著動。
修養是修“公德”,不是修脾氣
如果人家問我,妳這個儒者這樣做是不是欠修養啊?我的看法是,修養不是修脾氣,是修“公德”。劊子手殺人不眨眼,他脾氣好得很,他都是用眼神交流。不要誤認爲脾氣好就是有道德,要看他做的事,與公共事務是否有關系。君子不是不能生氣。
我在台灣待過很多學校,碰到過壹個不合理的事,而且他還搬出儒家的帽子壓我。他說:妳是念儒學的,千萬不要生氣,儒學家都很有修養。我說,我雖非文王但是我知道“文王壹怒而安天下之民”,所以該怒還是要怒,我就說我感到非常生氣,非常生氣!我講了十次非常生氣。在電話中,他跟我說,妳可別來會場,我說謝謝妳提醒,我本來忘了,我現在就到會場。我很堅持,只是現在少了壹些魯莽氣。我後來又寫過壹篇文章叫做《憤怒、發憤與奮發》,就是年少的憤怒沒有關系,要轉“憤怒”爲“發憤”,然後由“發憤”變“奮發”。
年少時憤怒沒關系,但不要傷害自己,也不要傷害別人,要慢慢學習夫子所說的“溫、良、恭、儉、讓”。“溫良恭儉讓”並不是不守原則,孔老夫子非常守原則,周遊列國,他憑什麽?憑理念。孟子也是帶著壹群人周遊列國,憑什麽?壹樣憑著理念。有壹個道德的理想王國在他心中浮現出來。現在要做,容易多了。我常常號召中國哲學界的年輕博士生要回溯到經典。當妳在網上看到,哪個人胡說八道,妳要有網絡公民的意識,上網查壹下,糾正它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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