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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 中國佛教人物 五 竺法護(約三、四世紀間)

中國佛教人物 五 竺法護(約三、四世紀間)

中國佛教人物 五 竺法護(約三、四世紀間)

竺法護(約三、四世紀間)
竺法護梵名達磨羅察(察,一作剎),是世居敦煌的月支僑民,原來以支為姓,八歲依竺高座出家,以後從師姓竺。他博學強記,刻苦踐行,深感當時(曹魏末)佛教徒只重視寺廟圖像,而忽略了西域大乘經典的傳譯,因此決心宏法,隨師西遊。他通曉西域各國三十六種語言文字,搜集到大量經典原本,回到長安。從晉武帝泰始二年到懷帝永嘉二年(266—308),譯出了一百五十餘部經論。武帝末年(274頃),他曾一度隱居山中,隨後在長安青門外立寺修行,聲名遠揚,各地僧俗從學的達千餘人。他又去各地宏化,並隨處譯經。晚年,行蹤不詳。據說以七十八歲的高齡去世。法護因原居敦煌,化洽各處,時人又稱他為敦煌菩薩。後來孫綽作《道賢論》,盛讚他「德居物宗」,並將護和竹林七賢中的山巨源相比。
竺法護翻譯的經典,據梁僧祐《出三藏記集》的記錄,有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當時存在的寫本是九十五部。其後各家目錄續有增加,唐代《開元錄》刊定法護譯本存在的凡九十一部、二百零八卷(現經重新對勘,實係法護翻譯的只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其中有很多重要經典。另有十種法護譯本已認為散失了的,現經判明仍然存在,但誤題為別人所譯。這十種是:《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卷、《般若三昧經》一卷(上兩種舊題支婁迦讖譯)、《舍利弗悔過經》一卷、《溫室浴洗眾僧經》一卷、《迦葉結經》一卷、《楏女耆域因緣經》一卷、《大六向拜經》一卷(上五種舊題為安世高譯)、《舍利弗摩訶目犍連遊四衢經》一卷(舊題康孟祥譯)、《梵網六十二見經》一卷、《貝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一卷(上兩種舊題支謙譯)。
法護的譯本有《般若》經類,有《華嚴》經類,有《寶積》經類。有《大集》經類,有《涅槃》《法華》經類,有大乘經集類,有大乘律類,有本生經類,又有西方撰述類等,種類繁多,幾乎具備了當時西域流行的要籍,這就為大乘佛教在中國的弘傳打開了廣闊的局面。道安說:「夫諸方等無生諸三昧經類多此公(法護)所出,真眾生之冥梯」(見《漸備經敘》)。僧祐也說:「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見《出三藏記集‧法護傳》)。至於法護的譯風,忠實於原本而不厭詳盡,一改從前譯家隨意刪略的偏向,所以他的譯本形式上是「言準天竺,事不加飾」,而給人以「辭質勝文」的印象。用作對照異譯的資料,對理解經義的幫助很大。道安稱讚他譯的《光贊般若》「事事周密」、《放光》「互相補益」、「所悟實多」(見《合放光光贊隨略解序》)。又說他譯的《漸備經》「說事委悉」、《興顯經》「辭敘美瞻」、更出《首楞嚴》「委於先者」(均見《漸備經敘》),都對義理研求有相互啟發的作用(支敏度曾用法護譯本《維摩經》、《首楞嚴經》分別對照舊譯,編成「合本」,便利於學者的兼通)。另外,法護譯出《正法華經》,為《法華》最初的全譯本,經印度沙門竺力和龜茲居士帛元信一再校訂,又由法護向一些學徒「口校詁訓,講出深義」,並還在檀施大會中日夜講說(見《正法華經後記》)。他這樣熱心弘揚《法華》,對於其後鳩摩羅什新譯本的流通,創造了條件。法護其他譯本有影響於後世的,大都如此。
在法護的譯經工作中,有許多助手為他執筆、詳校。其中著名的是聶承遠和他的兒子道真,法護的弟子竺法乘、竺法首、張玄伯、孫休達、陳士倫、孫百虎、虞世雅等。聶承遠父子對法護譯事幫助最大,他們承旨筆受而外,並還常常參正文句。像法護所譯《超日明三昧經》,原稿文句繁重,聶承遠即曾加以整理刪改。又法護譯缺本中有《刪維摩詰經》,似乎也是承遠所刪的。承遠的兒子道真通達梵語,並擅長文學。他參加法護的譯事,積累了經驗,在法護死後更獨自翻譯了一些小部經典。他又將法護的譯籍編成目錄,即後世所稱《聶道真錄》(有時也稱《竺法護錄》)。據長房錄轉印的資料看,此錄記載法護的存缺譯本至少有五十三部,都有年月可稽。最早的年代是秦始五年(譯《方等泥洹經》),其時或者是道真參加譯事之始。
法護的弟子很多,但行事可考者無幾。最著名的要算竺法乘。他少年就依法護為沙彌,富於悟解。太康年間,他筆受《修行道地經》、《阿惟越致遮經》等,後來在敦煌立寺延學,忘身為道,對那一方的教化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他的同學竺法行、竺法存,都以隱居山林、講究實踐而知名於當世。還有竺法首,於元康年間筆受《聖法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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